大家都说审查制度，这确实是个关键问题；但我们同样需要知道美国也70年代才逐步废除文化创作的审查，英国是90年代，欧盟是到了前几年的里斯本进程才全面限制审查制度—将行政审查代以客观的分级制度并不是靠一朝圣人出，而是相关市场的参与者不断反抗争取来的…
反观我们国内的影视创作，上一代的要么出去发展了，要么转行投资了，要么自发融入体制；这一代刚好赶上和资本市场挂钩，粗陋的估值制度可以轻易让票房和制作公司收购溢价挂钩，为此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的是宣传和院线—影视创作投资自一开始就被带歪了。既然资本市场政策春风吹又吹，干嘛费劲费钱于主创，非要在文艺事业本身的政策上争取创新？都是赚钱吗，而且都喜欢赚快钱…资本市场套现最快。
在这些外部诱惑下，我们的影视主创从业者大多更没心思去改变相关产业制度，而少有那几个追求文艺的，监管很容易就拍死了：因为整个行业可控可诱导，按下去少数的反响不大；而试想整个行业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如果都为维护文艺表达质量而去争取客观的评审制度，监管才会被倒逼改变。我们的电影人很多骨子里就是带着迎合政策的元素去拍摄的，而另一部分少数的则往往又是狠批夸大乃至虚构…
而说到这儿，很多人又会带着一副事历沧桑的语气说“大家都是为了生活”—这不假，但这同样不妨碍观众说你真没那个水平拍摄出如韩国那种即反应民生又兼具商业价值的影视作品，因为你连最开始的那份心劲儿都没有；真不要眼高手低
